当代作家群体为何如此口碑不好?他们是如何变成这个样子的?
如果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究,关注点自然要落在1949年以来“极左”政治所推行的思想改造这一历史现象上。
孟繁华就此总结说:“自50年代初期始,检讨之声不绝于耳,思想能力的丧失是20世纪下半叶知识界最令人震惊的景观。”
贺雄飞说:“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,文人历来是统治者的工具,得意的往往是御用文人。尤其在20世纪下半叶,反思历次重大历史事件中,中国文人的表演,我们不难惊醒地发现:中国文人是一群缺钙的软体动物”。
事实表明,这个群体在历史转型的大考验中交出了一份令人困惑、失望以致绝望的答卷。从当事人的众多事后回忆和“忏悔”的文字来看,在当年的“改造--检讨”运动中,确有那么多的人是真诚的,真诚到坚贞不渝,至死不悔。当然,“假诚”的自然也有,但却少之又少,且大概都深埋于泥土里,以致不知道还能不能重见天日。但不论真诚与“假诚”,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,在持续的思想改造后,他们基本放弃和丧失了独立思考以及担当社会良知的使命,甚至欣然成为委身于权力的工具和“文奴”,扮演着“帮忙”、“帮闲”及“帮凶”的角色。因此,道德失范、人格堕落、价值迷失等现象演化为作家们的生存常态,与整个社会一起进入一种欺人与自欺、整人与被整的模式中,并一直延续和潜伏下来。既如此,这其中有一些关键问题就需要提起注意,即“五四”以来形成的虽不算多却也不算少的现代文人群体,在1949年后思想改造的大环境中是如何生活、思考和工作的?
他们在检讨交心时的思想感情是怎样的?
他们的检讨是如何影响到文学的?
导致他们检讨并最终完成思想转变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?
这都是学界需要也应该做出回答的。